“磨剪子嘞，戗菜刀”——消失的不止是匠人

　　西部新农人网讯；我出生在定县，河北的一个小县城，那时父母没时间带我，把我扔给姥姥带，姥姥家在距离县城十五里路的寨村。我7岁上小学，在这之前，我基本一直都住在寨村，在那儿，我和寨村的发小一起逮过野兔子，用车链子弯过驳壳手枪，用柳条枝削过哨子，这些，都是姥姥的弟弟——我的舅姥爷教我的。

　　舅姥爷家和姥姥家挨得很近，就在姥姥家后排，是村里唯一的磨刀匠。寨村有两千多人，八成人都姓陈，那个年代的农民安土重迁，结婚嫁娶也不会太远，因此多数人家多多少少都能攀上点亲，住的也不会太远。

　　舅姥爷家土地很少，又分散，因此平时都是舅姥姥种地，而他只在农忙时候才下地，其余时候，他就掮着那条长板凳去镇上、县里走街串巷，拖长声音吆喝：“磨剪子嘞~戗菜刀~”，舅姥爷的声音很好辨认，嗓门粗而洪亮。

　　舅姥爷十四岁给临县铁匠当学徒，一边学打铁一边学磨刀，本来要学三年，但刚学满一年，国家就解放了，舅姥爷回到寨村当起了磨刀匠。我刚刚记事儿那会儿，舅姥爷已经五十多岁，岁月早在他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，那时，舅姥爷就是一个黑巴巴、干瘦干瘦的小老头，下巴上一小撮山羊胡子，总爱眯眼笑。

　　在我印象里，舅姥爷好像只有一身行头：头顶蓝色鸭舌帽，一身藏蓝色中山装，黑色布鞋，就好像赵本山小品里那身农民衣服。胳膊上套着两个黑色套袖，腰上还围着一个黑色橡胶的工业围裙，这是为了方便磨刀干活儿，满手磨石的泥浆不会蹭到衣服上。

　　每天早上，舅姥爷跟背锄头下地的其他庄稼汉一起，骑着自行车就出门去了。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串长长的铁片，走起来咣啷咣啷清脆地响，人们听到这声音就知道磨刀匠来了;后架上担着他的长板凳，板凳一头用粗木楔子固定着一粗一细两块磨刀石，还钉着一个手摇磨盘;另一头挂着一个装满水的塑料水壶，这种水壶以前常被男人们用来装酒;后座还夹着一个黄粗布工具包，里面有戗刀、小锤子、刷子、刀布和几块备用的磨刀石。

　　舅姥爷出门都会从姥姥家门口过，每次早晨看见我在门口玩儿，都笑眯眯地跟我说：“小蛋儿，舅姥爷今天要是能磨二十把刀，回来就给你买桃酥!”我总嚷嚷着跟他一起去，当然他从不带我去，但我也没少吃桃酥。傍晚，我常常坐在巷口沙堆上望着西头舅姥爷回来的大路，记得一次，满天的火烧云，舅姥爷骑着那辆大二八，咣啷咣啷地越来越近，影子拉的老长，光看影子还觉得舅姥爷很高大。那次，他给我带回来一个面团捏的彩色孙悟空，我拿着它给发小们炫耀了很久。

　　舅姥爷喜欢到县城和镇上去磨刀，因为城里人经济条件好些，有时候城里老头、老太太让他磨刀，还顺便给他点旧衣服、干粮啥的，所以舅姥爷从来不买衣服。他也给村里人磨刀，不过都是集中在每月初五和十五，村里赶大集的时候，集市上人们熙熙攘攘，舅姥爷就把自行车靠在在一棵大树旁边，卸下板凳坐树下等人们来磨刀，“磨剪子嘞~戗菜刀~”他一边抑扬顿挫地吆喝，一边伸手把车把上的铁片拨弄地咣啷作响，没一会儿，就有人围上来：驼背老太太就从针线篓里掏出几把旧剪刀，中年妇女手里拿着大小不一、油亮的几把菜刀，交到舅姥爷手里，上午集市上人多的时候，磨菜刀还得排队。

　　舅姥爷接过菜刀，带上套袖，拿出水壶，装好戗刀，再把挂脖子里的老花镜架在鼻子上，这就标志着他要正式开始磨刀了。磨刀时，坐姿很重要，我也偷偷坐在舅姥爷板凳上磨过柳树枝，但是没一会儿就腰酸背疼了。舅姥爷跨坐在长板凳上，两腿分开，脚踩实了地面，身子前倾，这样可以借助上身的体重去戗菜刀，省力气，小时候我总觉得舅姥爷磨刀时候的坐姿像武侠片里蹲马步，仿佛把他屁股底下的长板凳撤了，他也不会摔倒。

　　坐好以后，他先看看菜刀有多厚，然后用板凳一头的木槽卡紧菜刀，再拿出戗刀把菜刀戗薄了，所谓戗刀，就是一种特别硬的钢打成的刀，刀片卡在像自行车车把似的架子中间，按住两头的扶手，就可以戗菜刀了，跟木匠用的刨子差不多;戗刀让菜刀变薄，但是刀面会不均匀，下一步就是用板凳上钉着的手摇砂轮去磨刀，砂轮磨刀石很粗糙，一边摇砂轮一边磨刀，让刀面看上去更光滑;接下来就用到了细磨石，舅姥爷横握菜刀，一边磨一边浇水降温，石浆沾满双手，到了这一步，菜刀已经很锋利了;最后，再用特别细密的油石给刀面蹭几下，抛抛光，菜刀就又锋利又雪亮了。

　　舅姥爷磨刀，有时候扶扶眼镜，抬头跟主人说，“你这刀钢制不好，太软了，用几天就钝，再用一阵换了吧···”有时又微微皱眉头，抬头跟主人说，“这是好刀，钢质好，磨着费劲，硬，但是有韧性，好刀!回头多擦点油，别让它生锈···”有时候老太太拿来剪刀，舅姥爷看了说，“剪刀好着呢，不用戗，不用磨，就是刀刃有点歪”，然后拿出小锤叮叮咣咣敲一敲，递给老太太，“拿回去接着用吧，不要钱···”

　　7岁后，我回县城上学，小学，初中，高中···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回趟姥姥家，但每次都会去舅姥爷家转一圈，终于在我上初中的时候，听说他磨刀的长板凳让儿子劈了当柴烧了。舅姥爷的背好像越来越驼了，眼睛也越眯越小了，但见了我还是一口一个“小蛋儿”，好像我永远是那个追着他要桃酥吃的小男孩。

　　如今，我已在北京漂泊8年，再也没有见过舅姥爷那身行头和家什。这些年，我几乎没有在北京看到过像舅姥爷那样，掮着板凳吆喝的磨刀匠，再没听到过“磨剪子嘞戗菜刀”的吆喝声，磨刀匠在大城市渐渐消失了身影，原因很多：朋友说，现在造刀工艺进步了，钢刀都不会钝的，想想挺有道理;也有人说，现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了，人们都变得喜新厌旧，菜刀钝了再买新的就是了，也没几个钱，这也不无道理;但我总觉得，除此之外，现在的社会，这样的城市，更少了点什么。

　　2015年的春节，舅姥爷81岁。我再次回到寨村，提着两瓶酒到了舅姥爷家里，他正躺在床上，半年前的脑出血让他半身不遂，大脑语言中枢也受到影响，见到我，只是流泪，再也叫不出“小蛋儿”。那天傍晚，我们开车回县城，恰逢舅姥姥搀着他，在他骑着大二八走了几十年的巷口大路，一步一挪、一步一颤地走路锻炼，冬天的日头把舅姥爷弯弯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　　吃寨村的面，喝寨村的水，我在寨村度过了人生最初的7年，寨村人们的音容笑貌难以抹去。

　　在此，我想再读一遍申赋渔《匠人》里的一句话：“他们来了，又走了，什么痕迹都没留下。他们原是从古至今代代延续的一环，这个环，到今天，就断了。他们不在了，我的故乡也就真正没有了，我将真正成为流浪在城市里的孤儿。据说，一个人失明的时间长了，就会忘记他所见过的一切。写下他们，是怕有一天，我会完全忘掉故乡的样子。”